清朝官员的任职方式
清朝存在大量捐官，除了科举外还有大挑，战时军工还有晋升，大挑是清朝乾隆年间制定下的一种科考制度，为的是让已经有举人身份但又没有官职的人有一个晋身的机会。在明清时期，封赠制度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官品进行，分为考满封赠和特例封赠两种方式。考满封赠是根据官员的政绩考核结果进行封赠，而特例封赠则包括旌忠、旌劳等特殊情况。封赠的范围广泛，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只要考绩合格，其父祖都能得到封赠。
杜凤治在大挑获得官职之前到过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或书启幕客，期间的生活很困难，在赴粤任官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把儿子、儿媳接到北京，但因收入无多，捐官又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以至于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阿来睡觉。
州县官从北京到广东赴任，本人加随行者的旅费，还有各种打点、馈赠费用，共需几千两银。一般人借贷甚难，但赴任官员总能借到，因为官员没有这宗银两就无法赴任，官就当不上，所以，利息再高也得借。北京的票号以及某些有钱人看准了这一点，也知道多数官员赴任后有能力偿还，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
“程仪” 是一种赠送给出差官员的路途费用。在当时的官场潜规则中，“馈送程仪”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行为。首县知县馈送程仪给广东学政、广东主考，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贿赂或者人情往来。这些学政和主考往往是从外地来，在完成任务后要返回，程仪就相当于是知县送给他们在路上使用的费用，同时也是希望他们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回到京城等地后，能够对自己有所关照，或者在评价当地事务等方面给予好的反馈。
在清朝官场，缺和差都是珍贵和稀缺的资源。围绕缺和差的委任，各级官员经常进行复杂的博弈，委缺委差最能体现清代官场中的人际关系。 缺是固定职位，差是临时职位。这相当于现在流行考公务员铁饭碗，很多公司会安排“亲戚”、“关系户”。
对国家外交关系、国家发展的认知
晚清广东匪、绅、民之间的关系复杂，绅是那些没有职位的生员他们在城镇里具有一定权威与官府共同协管城镇，绅组织地方武装力量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城管，古代的县政府没有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对于突发事件需要一定额外的力量来协助。而匪可以说是在绅的默许下才壮大的。
英国人按照本国标准对香港建设、管治，其市容、秩序往往予有思想的新来访者以震撼，康有为、孙中山日后都谈过香港印象对自己改革、革命思想产生的影响。然而，作为州县官，杜凤治则更关注英国人在香港的官治和秩序。西方轮船进入生活后打击了原来本地的水陆运输与沿途客栈的生意。说明科技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模式，而官员由于落后还没有意识到变革，因此整个国家落后。
民众痛恨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干预亵渎中国传统礼俗和民间信仰，又不满官员事事畏惧顺从外国人；加之其时绝大多数民众缺乏科学知识，愚昧迷信，因为误会（如疯人梁亚福往水井丢石头）或有人故意煽动（如苏亚贯），“神仙粉”事件就造成了广泛的社会恐慌。民众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并不会产生崇洋媚外的心态，他们大多安于旧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世界相对而言守旧。
清朝地方财政
色米折价是各州县重要的收入来源，因而也是府、道以上各级上司节寿礼和各项馈送的重要来源。色米折价减收首先损害了州县官的利益，从而也损害了整个广东官场的利益。因为蒋益澧减少色米折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且又得到朝旨允准，故各级官员不敢公开反对，但都心怀不满。这是典型的央地分赃不均匀造成的央地矛盾。
从聂亦峰开始，在他卸任之前，采取降低价格来收取钱粮赋税的做法，把这称作 “放炮”。每到春季的时候，就会把当年的钱粮赋税通过减价的方式全部收完，那些需要完税的人家贪图便宜，没有不积极踊跃去缴纳的。这样做造成了前后两任知县的矛盾。好比现在的官员只着眼当下的政绩，烂摊子交给后来人。而在清朝这样的烂摊子出现则可以通过捐官的方式来填补，从而实现了钱权的闭环。
广东实际赋税负担远超额定，随后通过多个实例展现了州县官、“家人”、征粮委员、书吏粮差以及弁兵差勇等各参与征收人员在浮收中获利的情况，体现出征收成本高、百姓负担重以及利益分配
清朝官员和群众的收入
清朝普通农商一年收入是25-50两银子，而一个知县算上各类好处受贿则至少又2000两银子。府、道两级，他们与其他官员一样，靠俸禄、养廉不足以维持公务开支及本人和家族生活，但府、道不直接征收赋税，需要有其他收入来源。 这里暗示作为官员就有权利赡养、壮大家族。
法定的俸禄与养廉情况及存在的限制，法定收入之外诸多额外收入途径，包括赋税征收陋规、税契收入、杂税、“公礼” 馈送、各类礼银以及利用职权在审案羁押等方面可能获取的非法收入
州县官获利情况：以潮阳县知县张璿为例，催征所得扣除上解藩库的部分后有不少收益，还有 “厘头等项” 后续收入；四会县 “归官” 部分虽要用于上解及公私开支，但剩余部分也是知县收入，且不同时期折色分配情况体现了知县在其中的获利情况；另外，杜凤治在不同时期给 “家人” 分钱粮股等情况也侧面反映出其有收益可用于分配，其亲属也能从相关征收陋规中分享利益。
从b站的烟叶种植考察视频来看现代同样存在这种层层剥削。
风险包括不限于： 1.天气：干旱，暴雨，刮风，冰雹，冷风，多云等任何一点都会导致血本无归。特别是冰雹和大风。这是烟草最大的风险。 2.病灾：各种各样的病，千奇百怪的病，打农药很多不起作用。 3.人为因素：烟草是国家垄断行业，只能贩卖给烟草公司，而贩卖给烟草公司需要卖烟合同。那么说能获得合同数额呢？懂的都懂，有的人家好几十吨，有的人家只有几百公斤。其次烟草是严格分级的，不同等级价格差异极大，而分级是人工分级的，所以你懂的。
清朝地方官员的职责
大城市，经济百强县的所属官员地位相对高，事情相对而言多，其关系网也更复杂，时而作为上司的幕僚决定一些事项包括人事任命。地方县长要管理消防、聚众闹事、城防设施、必须品的价格、默许截取商民自治。
官方的祭祀活动非常频密，为筹办和举行这些祭祀活动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钱财。同治十一年三月，广州一带天旱不雨，总督瑞麟及一干官员连续多日祈雨，广东春旱不可能持续很久。官场连续的祈雨活动，可以反映出官场文化以及当时社会的思想水平。
广东征粮难度较大。设立多个粮站，聘请催征委员，还多次亲自率人下乡催征，且提到南海钱粮多数来自宗祠、义学、公产。参与征粮的县官指派的代理人：委员、幕客、官亲、“家人”，这些人也会对百姓做一层剥削。
征粮苦难的原因除战乱导致的官方档案毁失、土地流转造成册籍混乱等因素外，还涉及基层社会管控薄弱下绅富抗粮、相关人员舞弊、交粮方式局限以及业户与殷丁作弊等多方面原因。
主持考试情况：以杜凤治为例，其日记中有多次主持县试、州试记录，会详细记录考试题目、出题旨趣、考生姓名及名次排列考虑等，丰富了对科举底层环节认知。他不仅重视主持考试，且自身有较高时文写作能力，还会为童生出题、改诗做示范，而学问不佳的知县会被童生看不起，甚至出现童生闹事导致换官主持考试的情况。
然而州县官在县试时徇私，从官府到民间不会大惊小怪，本人也不怕说出来，此外从许其光之子参加县试、府试中存在枪替与请托，后又放弃覆试的情况，也能看出县试、府试环节枪替与徇情之风严重。
清朝官员之间的关系
为编织、维护官场关系网，杜凤治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平日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古代官员可以说一大半的时间都用在应酬和维持上下级关系上，不清楚当代官员如何。官员们在公事上未必勤奋，但在应酬上都不会掉以轻心。应酬与公务孰轻孰重，官员们都要权衡。公务有疏忽差错，如果不是太过分，只要上司关照尚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让上司不高兴，缺、差就会不保。这相当于当今的懒政咯？
上司对下属虽处于主导地位，但也不可以对下属任性妄为。一个受到下属尊重的上司，要有掌控官场的能力，要注重官场规矩礼仪，要明白典章制度不切实际之处而不苛求下属，对下属利益有所体谅，对穷官、苦官予以体恤，等等 然而这前提是整个官僚体系都吃饱喝饱，有条件站在道德制高点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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